社会团结
| 社会团结 | |
|---|---|
| 英文名 | Social Solidarity |
| 学科领域 | 社会学、社会哲学、社会政策 |
| 经典论述 | 涂尔干《社会分工论》,1893年 |
| 代表学者 | 勒鲁、涂尔干、蒂特马斯、马歇尔 |
| 核心议题 | 团结的纽带、团结的边界、福利国家 |
| 相关概念 | 社会整合、社会凝聚、社会信任、社会资本 |
社会团结(英文:Social Solidarity)指社会成员之间基于共同利益、共同身份或相互义务而形成的结合关系,以及使这种关系得以维持的道德承诺与制度安排。它比"社会整合"更强调规范与情感的基础,比"社会凝聚"更强调义务与互惠的内容:整合问的是社会如何被联结起来,凝聚问的是联结的强度,团结则问的是人们是否愿意为彼此承担责任。因此团结既是一个描述性概念,也是一个规范性的政治理想。
概念史
"团结"的现代用法源于法国。19世纪40年代,思想家勒鲁首先把它引入社会哲学,用以表达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互为债务的关系,以此取代革命话语中的阶级斗争与慈善话语中的单向施舍。这一用法带有明显的共和主义与早期社会主义色彩。
此后两条支流汇入。其一是天主教社会训导:1891年的《新事》通谕回应工人处境,1931年的《四十周年》通谕提出辅助性原则,主张社会应由下而上地组织。与此相关的是"连带主义",布尔茹瓦在世纪之交把它阐发为一种介于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的学说,认为社会成员之间存在一种准契约式的债务关系,富人对穷人的扶助不是恩惠而是义务。
其二是法学的社会连带学说。狄骥在《宪法论》中把社会连带分为"同求的连带"与"分工的连带":前者源于人们有共同的需要,后者源于人们因职能分化而相互依赖。他据此主张,法律的基础不是主观权利,而是社会连带这一事实。这一学说对法国公法与行政法影响深远。
涂尔干:契约的非契约基础
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1893)中给出了团结研究最经典的框架。他区分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前者依靠成员的相似性与共同的集体意识,后者依靠职能分化带来的相互依赖。这一区分常被简化为"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但其真正用意在于回答一个更尖锐的问题:分工社会依靠什么维系?
他的回答是:契约并不足以自我支撑。任何契约的履行都预设了契约之外的规范——对承诺的尊重、对违约的制裁、对公平交换的共识。这些规范不写在契约里,却使契约成为可能,涂尔干称之为"契约的非契约基础"。团结因此不是分工的自然副产物,而是需要被持续生产的道德事实。
他同时警告,分工有"反常形式"。强制分工使某些人被迫居于与其能力不符的位置;分工不足使职能未能充分分化;协调缺失则使各部分缺乏规范联系。三者都会导致"失范",即规范真空状态。他晚年转向职业团体与职业伦理的研究,主张以行业组织重建被国家与市场同时削弱的中间纽带——这一思路后来成为法团主义与职业自治的重要源头。
类型与边界
团结可以按纽带的性质分类。厚的团结建立在共同血缘、地缘、语言与信仰之上,义务感强而范围狭小;薄的团结建立在抽象的公民身份与普遍规则之上,义务感弱而范围广大。现代社会同时需要两者:缺乏厚团结,薄团结难以生成情感基础;只有厚团结,则容易退化为排外的社群主义。
按连接的方向,可分为结合型团结与桥接型团结:前者发生在同质群体内部,提供支持与认同;后者跨越群体边界,提供信息与机会。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研究即以此区分解释社区兴衰。
克劳在2002年的研究中进一步区分四种理想型:以共同身份为基础的社群型团结,以市场交换为基础的契约型团结,以行政命令为基础的科层型团结,以及以公民权利为基础的政治型团结。四种类型各有其生成条件与失效方式,现代社会通常是四者的混合。
团结的核心难题是边界:义务感随距离递减,对近者的责任总是比对远者的责任更为具体。民族国家之所以成为团结的主要容器,正因它提供了一套把陌生人纳入"我们"的制度与叙事。超出国界的团结,如人道主义援助与全球正义主张,则需要另外的论证。
福利国家与团结
二十世纪中叶,团结从道德理想转化为制度设计。马歇尔在《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1950)中提出,公民身份包含公民权利、政治权利与社会权利三个序列,社会权利——享有基本生活水准与公共服务的权利——是前两者的物质条件。这一论述为普遍主义福利提供了理论依据:福利不是施舍,而是成员资格的组成。
蒂特马斯在1958年区分三种社会政策模型:剩余型把福利限定为家庭与市场失效后的补缺;工业成就型把福利与就业地位、缴费记录挂钩;制度再分配型把福利视为普遍权利,按需要分配。三种模型对应三种团结观:补缺型团结基于慈善,成就型团结基于互惠,再分配型团结基于共同的成员资格。
艾斯平-安德森在《三个世界的福利资本主义》(1990)中以"去商品化"与"分层模式"为轴,区分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与社会民主三种福利体制,并指出福利制度不仅再分配收入,也生产阶级与性别关系。这一研究把团结的制度形态与社会结构联系起来:团结不是抽象的态度,而是被具体的税收、缴费与给付规则所塑造。
团结的危机
1980年代以后,"团结的危机"成为反复出现的论断,其表现有三。
个体化。贝克指出,制度性解绑使个体不得不自行承担风险,阶级、家庭与邻里的传统纽带弱化,生平由"标准传记"转为"自选传记"。个体化并不等于自私,但它削弱了以稳定身份为前提的团结基础。
市场化。公共服务的外包与竞争机制的引入,把公民关系重塑为消费者关系。当人们以"纳税人"而非"成员"自我理解时,对陌生人的义务感便难以维持。
多样性。移民与族群差异使"我们"的边界变得模糊。经验研究显示,族群异质性对团结的影响取决于制度:普遍主义的福利制度可以跨越族群边界生成团结,而选择性的、与身份挂钩的福利则容易引发"福利沙文主义",即只愿意为同族者承担义务。
欧盟的经历提供了一个案例。欧元区危机期间,债权国与债务国之间的援助谈判引发激烈的道义争论;2015年的难民配额方案遭到多国抵制。研究者称之为"团结赤字":一体化深化了经济相互依赖,却未生成相应的跨国义务感。
中国语境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1947)中以"差序格局"描述中国社会的关系结构:以己为中心,按亲疏远近外推,义务随关系距离递减。这一结构中的团结是特殊主义的——对家人、熟人、同乡的义务强,对抽象陌生人的义务弱。梁漱溟曾以"伦理本位"概括同一特征,认为中国社会以关系而非团体为组织单位。
1949年以后,单位制与集体主义提供了一种新型团结。城市居民通过单位获得就业、住房、医疗与福利,单位同时承担动员、控制与保障功能;农村通过集体组织实现生产与分配。这一体系在较低水平上实现了较强的内部团结,但以限制流动与抑制自主性为代价。
改革开放后,单位制解体、人口大规模流动,传统纽带与组织纽带同时弱化。此后的团结重建依托几条路径:一是社会保障的普遍覆盖,以制度性的互惠替代单位内的直接互助;二是对口支援,即在灾害救援、脱贫攻坚与区域协作中,由较发达地区对特定地区承担定向责任,汶川地震后的对口援建与东西部扶贫协作是典型;三是社区互助与志愿服务,注册志愿者规模已达亿级。这些实践的共同特点,是以行政动员为初始动力,逐步寻求社会自身的组织能力。
争议与评价
团结与自由。强团结可能以压制差异为代价,自由主义者担心共同体对个体的吞噬,社群主义者则担心权利话语瓦解义务感。较为可行的立场是把团结限定为对他人自由的保障,而非对生活方式的统一。
团结的范围。若团结只及于同胞,则它在道义上与民族主义难以区分;若及于全人类,则义务的强度被稀释至无从履行。罗尔斯式的方案是先确立国内正义,再以"万民法"处理国际关系;世界主义者则主张直接建立全球性的再分配制度。
可否设计。团结能否被政策创造?涂尔干相信制度可以生产道德,个体化论者则认为传统纽带一旦瓦解便难以复原。经验证据倾向于折中:制度可以创造互惠的结构,从而为团结提供条件,但不能直接生产情感。
参见
参考文献
1.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Solidarity in Political Theory. 斯坦福大学, 2020. 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solidarity/ 2.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Trust. 斯坦福大学, 2020. 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trust/ 3. 中国社会科学网. 社会团结与社会整合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网, 2024. https://www.cssn.cn/shx/ 4. 民政部. 志愿服务与社区治理政策. 民政部, 2024. https://www.mca.gov.cn/ 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Studie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剑桥大学出版社, 2020. https://www.cambridge.org/core 6. 光明网理论频道. 社会保障与共同富裕. 光明网, 2023. https://theory.gmw.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