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学
官学是中国古代由官府创办并管理的各级各类学校的统称,与私人举办的私学相对。官学通常分为中央官学与地方官学两大系统:中央官学由朝廷直接举办,如太学、国子监等,是全国最高学府;地方官学按行政区划设立,如郡学、州学、府学、县学等。官学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学内容,以培养官僚后备人才和推行教化为基本职能,是中国古代国家教育制度的主体。
概念界定
官学的基本特征是由国家政权出资兴办、由官方任命教官、以官方规定的教材与考核制度进行教学。在中国古代,"国学"与"乡学"的区分很早就已出现:西周时期,天子所设的学校称辟雍,诸侯所设的学校称泮宫,这是早期中央官学与地方官学的雏形。此后历代沿袭,形成了京师设中央官学、地方设郡县学的两级建制。自隋代以后,中央官学多以国子监为名;地方官学自唐代起冠以郡县之名,从而形成了在京师以国子监为名的中央官学和地方上冠以府州县名称的地方官学建制,成为传统王朝政教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
官学与科举制度关系密切。隋唐以后,官学日益成为科举考试的预备机构,学生入学、考核、出路都与科举衔接;明清时期,只有府、州、县学的生员才有资格参加乡试,官学的入学考试童试实际上成为科举的第一级预备考试。
历史沿革
先秦时期
西周建立了比较系统的官学制度。王都的国学分小学与大学两级,大学即辟雍,兼习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地方上按行政层级设塾、庠、序等乡学,用以教化平民子弟。这一时期"学在官府",官师合一,教育完全由贵族掌握。春秋战国时期,王室衰微,官学废弛,私学兴起,官学制度一度中断。
汉代
汉代官学的复兴以汉武帝设太学为标志。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武帝采纳董仲舒、公孙弘的建议,为五经博士置弟子员五十人,创立太学,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由中央政府正式设立的官办最高学府。太学的设立使经学教育进入国家人才选拔系统,以经学教育为基本内容的封建教育制度由此正式确立。[2]
地方官学在汉代也获得发展。汉景帝末年,蜀郡太守文翁在成都兴办学校,派遣小吏至京师受业,学成后回到蜀地教授子弟,武帝时下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推广文翁兴学的经验。东汉时期,郡国学校更为普遍,明帝永平年间还出现了古代学校祭孔的最早记载,班固在《东都赋》中称"学校如林,庠序盈门"。汉代郡国学校的教师主要有郡文学、郡文学掾等,学生多为本地子弟,以官吏子弟为首选。[3]
魏晋南北朝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官学时兴时废,但制度上仍有创置。西晋咸宁二年(276年)始设国子学,专收贵族子弟,与太学并存,开中央官学分设之先河。北魏立太学、国子学,地方上也有郡国学。这一时期官学的门阀色彩浓厚,但为隋唐官学体系的重建积累了制度基础。
隋唐
隋代创立国子监,作为管理官学的专门机构,并设国子学、太学等。唐代官学体系臻于完备,国子监下辖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六学,各学分招生对象设额,既习儒家经典,也设专科之学。此外,门下省有弘文馆,东宫有崇文馆,太医署、太卜署等部门也分别设立专业学校。唐代地方上,府州县普遍设学,学生经考试可升入中央四门学。唐初中央官学生员总数达三千二百六十人,随着高丽、日本等外国留学生大量涌入,生员总数一度达到八千余人,官学的国际影响显著扩大。[4]
唐代还确立了庙学合一的制度。官学与孔庙相连而建,在学校中祭祀孔子,形成"左庙右学"的建筑格局与教育礼制,使官学兼具尊孔重儒、宣扬教化的功能,这一格局为后世历代沿用。
宋元
宋代官学在唐代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先后出现庆历、熙宁、崇宁三次兴学高潮。庆历四年(1044年)诏诸州县皆立学,熙宁年间王安石改革太学,创立三舍法,以平时学业考核逐级升舍,崇宁年间又将三舍法推行于州县学。北宋州县学获得快速发展,到南宋时州郡普遍建起州学,县学也逐渐普及,以太学为代表的中央官学规模可观,徽宗崇宁三年(1104年)太学上舍、内舍、外舍生合计达到三千八百人。[5]北宋仁宗时还创设学田制度,拨官田充作学校经费,使地方官学第一次有了稳定的经济来源;地方官学一般没有固定的教育经费,而学田制度解决了养士的经费问题,学校以田租收入补贴师生廪膳、修缮学舍,这一制度为金、元、明、清历代沿袭,成为地方官学长期维持的经济基础。元代在地方广设社学,将教育延伸至乡村基层。
明清
明清官学体系在制度上最为完备。中央官学为国子监,监生分为举监、贡监、荫监、例监等类,学习期满可入仕或参加科举。地方官学依行政区划设府学、州学、县学,由中央任命的提学官(清称学政)负责巡视考核。明初规定学生名额,府学四十人,州学三十人,县学二十人,后增设增广生员与附学生员,名额递增。府学设教授,州学设学正,县学设教谕,副教官统称训导。地方官学的主要功能是考校和管理生员,组织岁试、科试,选拔生员参加乡试或贡入国子监,其校舍与孔庙并立,成为一方的教化中心。[6]
清代官学集尊孔、科举、礼仪、养士等多种功能于一体。国子监在设施、制度与管理上较为完备,府州县学在各地的分布更为广泛。但清代官学名虽为学,实际仅以考校和管理生员与贡监生为主,不能行教育之实,教育职能极为弱化,真正的教学职能转移至私塾和书院。[7]
废止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京师大学堂成立,标志新式高等教育的开端。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同时裁撤国子监,设立学部,统管全国新式学堂教育,延续两千余年的传统官学制度至此终结。
主要类型
按办学层级划分,官学可分为两大类。中央官学由朝廷直接管辖,包括太学、国子学、四门学等儒学性质的学校,律学、书学、算学、医学等专科性质的学校,以及宗学、旗学等面向特殊群体的学校。地方官学由地方政府管辖,包括郡学、州学、府学、县学等儒学,元代以后的社学,以及为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子弟设立的各类学校。历代有些书院也由官府创办或受官府控制,具有官学化的性质。
按教学内容划分,官学以儒学为主体,以经书为基本教材,同时存在医学、算学、书法、律令等专门教育。官学的教师具有官员身份,在官僚体系中被赋予振兴文教、管理士子、化民成俗之责,具有亦官亦师的双重身份。
功能与作用
官学承担着多重社会功能。其一是养士育才,为官僚系统提供后备人才,太学、国子监的毕业生可以直接授官或参加科举;其二是推行教化,通过祭祀孔子的释奠礼、乡饮酒礼等礼仪活动,向士民宣扬儒家纲常伦理,化民成俗;其三是统一思想,以官方审定的经学文本与注疏为教学依据,使儒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维系政教一体的统治秩序;其四是促进文化交流,唐代官学接纳大批外国留学生,对东亚各国教育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
历代官学也存在明显的内在矛盾。官学与科举绑定后,学校日益成为考试的附庸,以考代教,教学职能萎缩;学生名额有限,入学资格多限于官吏子弟或有功名者,平民受益有限;地方官学在明清时期大多有名无实,生员列名册籍而已,罕有到学者。官学的这些局限,使私学长期承担着实际的教育职能,官私并立、互补消长成为中国古代教育的基本格局。[8]
历史评价
官学制度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创造。自汉武帝立太学起,以官学为主体、以经学为核心内容的教育体系绵延近两千年,将人才培养、思想统一与政权建设紧密结合,形成了政教合一的鲜明特色。官学与私学互为补充,共同造就了中国古代教育的繁荣。官学的庙学建制、考试制度、学田制度等,对朝鲜、日本、越南等东亚国家的古代教育制度都产生了直接影响。清末官学改制后,其组织形式与教学遗产在新式学堂体系中得到部分继承,官学的历史经验对认识国家与教育的关系仍具有参考价值。[9]
参考资料
- ↑ 清代官学在近代教育转型中的改制与变迁,中国社会科学网。
- ↑ 汉代经学教育述评,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 汉代官学教育与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史论坛。
- ↑ 论宋代士大夫的"共治"意识,中国社会科学网。
- ↑ 论宋代士大夫的"共治"意识,中国社会科学网。
- ↑ 明清的地方官学,国学网。
- ↑ 清代官学在近代教育转型中的改制与变迁,中国社会科学网。
- ↑ 清代官学在近代教育转型中的改制与变迁,中国社会科学网。
- ↑ 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