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塾
私塾是中国古代由民间私人设立的、以启蒙教育为主要职能的基层教育机构,是私学体系中最普遍、最低层的组织形式。它与官学相对应,主要由塾师个人设馆或由家庭、宗族、地方士绅延师办学,招收蒙童进行识字、读写与伦理教养训练,构成传统中国基础教育的主要承担者。私塾绵延两千余年,遍及城乡,至二十世纪初新式学堂普及后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其教育理念与教学方法对后世仍产生深远影响。
名称与类型
"塾"的本义指门侧的堂屋。古代聚族而居,里巷之内的儿童教育多在门旁屋舍中进行,故称"塾"。《礼记·学记》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说明以"塾"命名的基层教育组织在先秦时期已经出现。后世通称的私塾,一般指明清以来由私人办理的学塾。
依据办学主体与经费来源的不同,传统学塾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家塾,即富室或官宦人家延请塾师到家中,专门教授自家及亲属子弟,塾师坐馆授徒,又称"教馆"或"坐馆"。第二类是义塾,由富商显贵、地方官员或宗族出资兴办,免费或低费向族内子弟乃至乡里贫寒学童开放,又称义学,带有慈善教育性质。第三类是塾师自设的私塾,塾师在自己家中,或借祠堂、庙宇,或租借他人房屋设馆,招收附近学童就读,收取束脩作为报酬,这种学塾也称"门馆"。学界研究指出,我国古代的学塾可以分为家塾、义塾和塾师设馆授徒的私塾三种类型,这一分类概括了传统民间学塾的基本形态。[1]
就教学程度而言,私塾又可分为"蒙馆"与"经馆"两类。蒙馆以启蒙识字为主,招收初入学的儿童;经馆则在蒙学基础上讲读经书,为准备科举考试者提供进修,学生年龄与程度都较高。多数私塾以蒙馆为常态,经馆多见于文化发达地区。
历史沿革
私塾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家塾与私人讲学。春秋以前,"学在官府",教育为贵族垄断,民间并无专门的教育机构。孔子兴办私学,主张有教无类,打破了官府对教育的垄断,私人授徒由此成为传统。汉代民间教育进一步发展,儿童启蒙多入"书馆",由书师教授识字与字书,这是汉代私塾的雏形。王充在《论衡》中自述少时上书馆读书的经历,可见东汉时民间书馆已相当普遍。
唐宋时期,随着科举制度的确立与雕版印刷的推广,民间对读书识字的需求大增,乡校、家塾、村学在各地普遍设立。宋代城市里巷之中,"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私塾村校收费低廉,可以就近入学,深受普通百姓欢迎,北宋名臣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等人早年都曾受业于乡先生。[2]
明清两代是私塾发展的鼎盛时期。明代社学制度推行后,民间学塾与官办社学并存互补;清代除社学、义学外,私人设馆授徒之风更盛,无论通都大邑还是穷乡僻壤,几乎村村有塾。科举落第的读书人、老迈的生员与童生成为塾师的主要来源,他们以教书为生计,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民间教师群体。清代学塾的具体办学方式多样,有塾师以自家房舍为校舍者,有由村社或家族集资延师者,也有富人出资请教师到家中教育子弟者。[3]
清末教育改革后,私塾的地位发生动摇。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与二十九年(1904年)先后颁布钦定学堂章程与奏定学堂章程,新式学堂体系逐步建立,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学堂成为正途,私塾被视为旧教育的残余,遭到取缔与改造。各地陆续出台私塾改良办法,要求塾师学习新教科书与新教学法,将私塾并入或改组为学堂。民国时期私塾仍长期存在于乡村,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随着全国性学制改革的完成,私塾这种教育形式才最终消失。近代学者指出,在传统乡村社会,农民对私塾和塾师有着深厚的依赖与信任,子弟在私塾中既能识字,又能学会写信、算账、对对子等实用技能,因此在新式学堂推行之初,乡村社会对私塾的认同一度高于学堂。[4]
教学内容与教材
私塾的教学以识字为起点,以儒家伦理为核心,以适应科举或日常实用为归宿。启蒙阶段的教材主要是识字类韵语读物,其中流传最广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合称"三百千"。《千字文》为南朝梁代周兴嗣所编,四言成韵,千字不重;《百家姓》成书于北宋,集常见姓氏编为韵语;《三字经》相传为宋末王应麟所作,三字一句,内容涵盖人性、道德、历史、数学、自然以及四书五经的基本知识,语言通俗,便于记诵,被认为是传统蒙学教材中效果最好的一部。[5]
识字之后,学生进一步学习《弟子规》《小儿语》《增广贤文》等伦理训诫读物,以及《千家诗》《声律启蒙》《笠翁对韵》等诗歌与声律教材。程度较高的学生则开始读"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与"五经"(《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同时练习作对、写诗、写八股文与试帖诗,为应科举考试作准备。此外,私塾还教授珠算、记账、书信等日常应用技能,以满足乡村生活的实际需要。
教学方法
私塾的教学以个别施教为基本方式。同塾学童程度不一,塾师分别指定学习内容,逐一教授,因材施教。基本教学方法是诵读与背诵:塾师先领读,学生高声朗诵,反复成诵后向塾师背书,背熟一段再授新段。这种方法强调记忆积累,符合儿童机械记忆能力强的特点,但也偏重记诵而轻于讲解,一般要求学生先熟读,待程度提高后再由塾师开讲文义。
习字是私塾每日的必修功课,学生由描红入手,进而摹写、临帖,练就端正的毛笔字。作文训练从属对开始,由一字对、二字对逐渐扩展到多字对,再进学作诗作文。塾师对学童的管束较为严格,体罚现象相当普遍,戒尺是私塾中常见的教具,所谓"教不严,师之惰"的观念深入师徒双方。
传统私塾教育也积累了不少有益的经验。研究者总结,私塾教育强调早期教育的重要性,主张教慈结合、宽猛相济,遵循识字为先、少授专精、因材施教、循序渐进的原则,注重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在教材编写上,注重适应儿童的性情,做到句子短小、形式整齐、有韵便读,选取读起来朗朗上口的读物,以引起儿童的兴味。[6]
塾师
塾师是私塾教育的承担者,多为科举不第或未入仕的读书人,其中以生员(秀才)为最多,也有童生乃至赋闲的举人。塾师的报酬称"束脩",由学生的家庭按年节致送,数额视塾师声望与地方经济而定。除教书之外,乡村塾师往往还兼为乡民写信、写契、择日等文墨事务,在地方上享有较高的文化威望,是乡村社会士绅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
塾师的地位与收入普遍不高,所谓"家有三斗粮,不当孩子王",反映了民间对塾师职业的一般看法。束脩的致送有固定的岁时惯例,一般于端午、中秋、年节分送,此外还有开学时的贽见礼与日常的酒食馈赠,塾师的生计完全依赖学费收入,若学生欠缴或生源减少,生活便陷于困顿。许多塾师半生设馆,以教书终老,其清苦与坚守在传统社会中被视为读书人安贫乐道的写照。但对乡村社会而言,塾师是知识与礼教的象征,承担着启蒙教化、维系乡土文化秩序的功能。
历史地位与影响
私塾是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覆盖面最广的基础教育形式。在官学只及州县、乡村教育长期缺乏官方投入的条件下,私塾以民间之力承担了亿万学童的启蒙教育,使读书识字在传统中国成为相当普及的社会现象,为科举制度提供了广泛的人才基础,也为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延续作出了重要贡献。私塾与官学、书院共同构成中国传统教育的三大支柱,其中私塾居于最底层,数量最多,影响最深。
私塾教育也有其明显局限:教学内容以儒家经典和科举程式为中心,偏重记诵,缺乏自然科学与实用知识;教学方法单一,体罚盛行;塾师水平参差不齐,教学质量难以保证。近代以来,这些局限使私塾成为教育改革的对象,但其在识字教学、道德养成、个别施教等方面的传统经验,仍为后世教育提供了借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社会上出现的仿古"读经班""现代私塾"等民间教育形式,也常以传统私塾的教育理念为其思想资源,引发社会对传统教育现代价值的讨论。[7]
参考资料
- ↑ 现代私塾,有利也有弊,光明日报。
- ↑ 论宋代士大夫的"共治"意识,中国社会科学网。
- ↑ 古代私学及兴起原因,光明日报。
- ↑ 光明日报刊发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摘要,安徽师范大学。
- ↑ 八股之外:明清江南的教育及其对经济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 ↑ 现代私塾,有利也有弊,光明日报。
- ↑ 现代私塾,有利也有弊,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