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学
乡学是中国古代设在基层乡里的学校的统称,与设于王都或京师的国学相对,属于地方性教育机构。乡学一词在西周文献中已见记载,指设于乡遂的地方学校;后代泛指郡县以下的乡里学校,包括乡校、村学、社学、义学等各种形式。乡学以教化乡民、培养基层人才为主要职能,是中国古代基层教育与社会教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概念界定与名称由来
乡学的名称源于西周的地方行政与教育制度。据《礼记·学记》记载:"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即二十五家为闾,闾有塾;五百家为党,党有庠;万二千五百家为遂(术),遂有序;国都设国学。塾、庠、序这些设在地方的学校即乡学。《孟子·滕文公上》称:"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夏代的地方学校称校,商代称序,周代称庠,三代地方学校的共同宗旨是明人伦。西周时期,政府设国学和乡学两类,庠、序、校、塾等属于乡学体系,庠最初还兼有养老与道德伦理教育的功能,后世"庠序"成为学校的代称。[1]
与天子的辟雍、诸侯的泮宫相比,乡学的等级较低,面向平民子弟,主要进行礼、乐、射、御、书、数的基础教育和社会教化。西周的乡学由国家力量推行,具有官办性质,春秋以后伴随私学的大量出现,乡学的性质不断发生变化。
历史沿革
西周
西周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国学与乡学双轨制度。乡学依地方行政层级设立,闾塾、党庠、遂序分别承担不同层级的教育,教学内容以六艺为主,兼行乡饮酒礼等礼仪教化。乡学以贵族之外的地方民众为对象,是国家推行教化、维系礼制的基层教育网络。春秋时期官学衰微,王室与诸侯国的教育重心下移,私学兴起,乡学传统与新兴私学交织并存。孔子弟子子路治蒲时"修沟洫""与民同劳"并重视地方教育的事迹,反映了春秋时期乡校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郑国乡人聚于乡校议论执政得失,子产不毁乡校的故事更成为千古美谈,说明当时的乡校兼有公众议政的场所功能。
汉代
汉代官学多止于州郡,但地方基层的教育活动相当活跃。地方官吏兴办乡校、教授生徒的记载见于史册,如寇恂任汝南太守时"乃修乡校,教生徒,聘能为《左氏春秋》者,亲授学焉"。汉代基层还设有"三老"掌管教化,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门,以兴善行,形成官师合一的乡村教化机制。汉代农家子弟利用农闲时间入书馆、小学读书,腊月入小学读《孝经》《论语》,这类教育设施带有明显的乡学性质。[2]
隋唐
唐代开始,乡里教育被纳入私学并得到官方鼓励。朝廷下令"州县及乡里,各令置学……凡厥生民,各宜勉励",乡里不设官学,许其自筹乡学、村学。唐代允许地方设私学,私人出资兴办乡学者屡见记载,如唐代名臣苗晋卿请假归里,"出俸钱三万为乡学本,以教授子弟"。唐代私学书院之风兴起,乡村教育在官方鼓励与民间自筹的双重推动下继续发展。[3]
宋元
宋代州县学普及之后,乡村教育仍以民间自办为主。宋代乡校、村塾遍及穷乡僻壤,有的乡先生弟子可达数百甚至上千,私塾村校收费低廉,可以就近入学,深受贫寒子弟欢迎,培养出了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张孝祥、文天祥等一大批名臣学者。[4]元代首创社学制度,在乡村每社立学校一,选择通晓经书者担任学师,利用农闲时节使农家子弟入学,将乡学教育纳入官方制度。六朝时代北魏高祐曾命令乡村立小学,是目前可见的由地方官员明令设立乡村小学的较早记载;唐宋时代,乡村设学的命令开始出现于中央的教育决策中。[5]
明清
明代社学成为乡学的主体形式。洪武八年(1375年)规定各府州县设立社学,每五十家设一所,师生名单上报礼部;后又允许民间自行设立社学,地方官不得干预。明代基层非常重视乡学、乡教,普遍设立社学以教化乡里子弟,教学内容包括《百家姓》《千字文》及经史历算等。清代顺治九年(1652年)亦令每乡设立社学一所,康熙年间因社学有名无实者多,下令严格审查,此后因京师设立义学,清代的儿童教育机构多以义学相称,官方设立的义学、社学每年拨给经费,教师免除差徭,学生享受一定待遇。清代还在社学之外为贫寒子弟发展出义学,体现了元明清三代基层教育制度上的延续性。[6]
组织与教学
乡学的组织多依托乡村的社会结构:或由宗族出资设立族塾,或由村社集资延师设立村塾,或由地方士绅、富户主持民间学塾,也常有官府倡建、士民捐助的社学与义学。学舍多设在祠堂、庙宇等公共场所,经费来自学田、捐资与学费。教师多为科举不第的读书人与地方生员,明清时期塾师在乡间除教书外,往往还兼营书信、契纸、婚丧文书等文墨事务,是乡村社会文化秩序的支撑者。
教学时间多与农事节律相配合,一般以冬季农闲为主要学期,一年之中正月、八月、十一月三次开课,乡村儿童冬学尤为普遍。教学内容以识字启蒙、伦理训诫与实用技能为主,程度较高的乡学也讲授经书并指导科举备考。乡村子弟利用农闲时节读书启蒙,以求知书识礼,读书识字对许多农家来说成为生活的必需,由此形成了中国乡村特有的耕读文明。[7]
乡学的教化还通过礼仪活动实现。乡饮酒礼是最重要的乡村礼仪,自先秦至清代历代推行,以宾贤、敬老、礼让为主要内容,先秦时由乡里长官主持,两汉至宋由皇帝和州县官员主持并与科举结合,明清时期下沉至乡村,民间里社亦行之,成为凝聚乡里、旌善惩恶的教化仪式。明代里甲制度下由里甲推选德高望重的老人担任"老人",负责向村民宣讲"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的六谕;清代则在乡里宣讲圣谕,乡学与乡约、保甲互相配合,构成国家意识形态深入乡村基层的教化网络。乡学、乡约与宗族祠堂相辅相成,使国家的教化意图与乡村的自我治理结合起来。[8]
功能与影响
乡学承担着多重社会功能。其一是普及教育,在官学不及乡村的条件下,乡学使基层民众子弟获得识字与基本文化技能的机会;其二是推行教化,通过讲授伦理读物、宣讲圣谕、举行乡饮酒礼等方式,向乡民灌输纲常伦理与行为规范,淳化民风;其三是维系乡土文化秩序,乡学的塾师、生员与地方士绅共同构成乡村社会的文化精英,支撑起乡村的礼制与公共服务;其四是为科举与国学输送人才,乡学是整个官学体系的底层,从家塾、党庠到国学的阶梯式教育设计,使基层人才得以层层上升。
古代乡学在本质上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学校或教育,而且还是乡村社会体系、文化秩序和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乡学与乡村社会互相依存,成为乡村文明的象征与文化的生产者。[9]
乡学的历史局限在于规模小、经费不稳定、师资水平参差,且教学内容受科举导向影响,偏重文字与伦理而缺乏实用知识。乡学学生的出路也相当有限,除少数优异者经选拔进入县学、州学外,多数人在学数年即回乡务农,所学主要用于记账、写信、立契与礼俗应酬。明清社学虽由官府倡建,但常因经费短绌、官员敷衍而时办时停,康熙年间甚至出现社学有名无实而被大量裁撤的情形,官办乡学往往仰赖地方士绅的持续捐助方能维持。近代以来,随着新式学堂的推行,乡学逐渐被乡村学校取代,但其依托社区兴学、耕读传家的传统,仍是中国乡村教育发展的重要历史资源。[10]
参考资料
- ↑ 明与清前期的教育,香港人文学会。
- ↑ 中国古代乡村社会教化的文化特质,中国社会科学网。
- ↑ 中国古代乡村社会教化的文化特质,中国社会科学网。
- ↑ 论宋代士大夫的"共治"意识,中国社会科学网。
- ↑ 明与清前期的教育,香港人文学会。
- ↑ 明与清前期的教育,香港人文学会。
- ↑ 中国古代乡村社会教化的文化特质,中国社会科学网。
- ↑ 中国古代乡村社会教化的文化特质,中国社会科学网。
- ↑ 中国古代乡村社会教化的文化特质,中国社会科学网。
- ↑ 明清的地方官学,国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