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学
蒙学是对中国古代儿童启蒙教育的统称,指对学童进行识字、读写、常识与伦理教养的基础教育阶段及其教育体系。"蒙"取自《周易》"蒙以养正,圣功也",意为在童蒙时期培养纯正的品性。承担蒙学教育的机构包括私塾、村塾、社学、义学等民间与官办的基层学校,其教材通称蒙书或蒙学读物,其教学方法以诵读、识字、习字、属对为基本内容。蒙学在中国延续两千余年,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材体系与教学传统,是中华文明传承的重要基础环节。
概念界定
蒙学又称启蒙教育、蒙养教育,以学龄前至十数岁的儿童为对象,以识字为起点,以儒家伦理的初步熏染为核心,为进修经学与应科举考试作准备。传统蒙学机构多称蒙馆,与教授经书、备战科举的经馆相对。蒙学教师多由科举落第的读书人担任。研究者指出,蒙学教育在中国古代不仅承担基础语言教学的功能,更以独特的文学化方式完成了对一代代中国人最深层的文化塑造,其价值远超教育史范畴,直抵中华语言文明传承的核心机制。[1]
古代对入学年龄与阶段划分有明确认识。《大戴礼记》称"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白虎通》称"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是也"。古代的小学即蒙学阶段,以文字训诂为教授内容;大学则以诗书礼乐为学习内容。就学时间多在农闲时期,汉代《四民月令》记载正月农事未起时命成童入大学学五经,八月暑退、十一月砚冰冻时命幼童入小学,乡村儿童冬季入学尤为普遍,陆游诗自注称"农家十月,乃遣子弟入学,谓之冬学"。
历史发展
先秦至汉代
中国最早的儿童识字教育可以追溯到周代。相传周宣王时太史籀作大篆十五篇,称《史籀篇》,是见于著录的最早的识字课本。秦统一后,李斯等人编《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作为推行书同文的识字教材。汉代蒙学进一步发展,西汉元帝时史游编写《急就篇》,以三言、四言、七言韵语编次常用字,兼含名物知识,成为汉代通行的蒙书。汉代民间儿童入书馆读书,由书师教授字书与《孝经》《论语》,王充在《论衡》中自述少年时上书馆的经历,反映了汉代蒙学教育的普遍情形。
魏晋隋唐
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千字文》。梁武帝命周兴嗣从王羲之书法中集出一千个不重复的字,编成四言韵语,内容涵盖天文、地理、历史、伦理、农事等方面,成为此后千余年最重要的蒙学识字教材之一。唐代蒙学读物渐趋多样,有注重伦理道德教育的《太公家教》,有选取历史人物典故、四字一典编成韵文的《蒙求》,还有《兔园册》等,蒙学从单一识字走向多学科、多功能的发展方向。[2]
宋元明清
宋元明清时期是传统蒙学发展的多元高峰。宋代形成的《百家姓》集常见姓氏四言连缀成韵,便于记诵;《三字经》相传为宋末王应麟所作,三字一句,涵盖人性、道德、历史、数学、自然、四书五经等基本知识,语言通俗,琅琅上口,元代以后成为最普及的蒙书。明清时期蒙书数量激增、内容丰富,形成了多种类型:以伦理道德、行为规范为主的德育类蒙书有《弟子规》《小儿语》《增广贤文》;以百科知识为主的文化类蒙书有《名物蒙求》《龙文鞭影》《幼学琼林》;叙述历史朝代的历史类蒙书有《十七史蒙求》《五字鉴》;训练诗歌声律的有《千家诗》《唐诗三百首》《声律启蒙》《笠翁对韵》等。[3]
《三字经》因其内容、形式的特色成为蒙学首选。该书自明代以来被许多地方官用作社学教育的基本教材,明代吕坤提出"初入社学,八岁以下者先读《三字经》以悉见闻,《百家姓》以便日用,《千字文》亦有义理",在私塾教育中《三字经》也是基本教材,出现多种版本与注解本,在教学与社会之间形成良性互动。[4]
元代开始在乡村广设社学,以在农闲时让平民子弟入学读书;明代社学制度化,洪武八年(1375年)诏令各府州县设立社学;清代在社学之外发展出义学,元明清三代基层蒙学机构的设置具有制度上的延续性。[5]
教材体系
蒙学教材以韵语为主要形式,讲究音韵铿锵、对仗工整,既便于记诵,又为日后学习诗词歌赋打下基础。研究指出,蒙学教育首先是一种高度发达的韵语文学教育,它利用汉语的独特性,将文明信息进行文学化压缩,形成符合儿童认知规律的声律范式:《三字经》三言成句、四句一组,节奏明快;《百家姓》四言连缀,形成密集的声韵脉冲;《千字文》以千字无重的四言长诗构建封闭而自足的知识体系;《声律启蒙》《笠翁对韵》等专门性韵律教材,将汉语的平仄、押韵、对偶等诗性规则系统化为可诵可歌的训练范本。这种全民性的声律训练,为唐诗宋词的形成奠定了最坚实的社会基础与人才根基。[6]
从内容结构上看,蒙学教材汇集了识字、伦理、历史、天文、名物、诗文等多种知识,堪称古代的少儿百科全书,与中国古代文史哲不分家的通识教育传统一致。蒙学教材讲究适应儿童的性情,做到句子短小、形式整齐、和谐顺畅、有韵便读,选取读起来朗朗上口、听起来铿锵悦耳的读物,以引起儿童的兴味,使之易于接受,乐于接受。[7]
教学方法
蒙学教学遵循识字为先、少授专精、因材施教、循序渐进的原则。基本程序是:先教儿童诵读蒙书,塾师领读,学童齐诵,逐句指认文字,反复背诵;识字积累到一定数量后,开始讲书,由塾师讲解字义文义;习字是每日功课,由描红、摹写到临帖;属对是训练作文的重要途径,从一字对练到多字对,进而学习作诗作文。蒙学注重在幼年时期及时施教,提倡收其放心、养其德性,教学内容注重学生良好行为习惯的培养,将知识传授与道德养成紧密结合。
蒙学还包括初步的礼节训练与生活教育。学童入学先习洒扫应对进退之节,学习尊长迎送的礼节;塾师以蒙书的训诫条文规范学童的日常行为,从坐立行走、言谈举止到孝亲敬长,均有具体要求。一些蒙学机构还订有学规条约,对学童的作息、课业、品行作出规定,形成系统的行为训练。女子教育虽不入官学系统,但民间也有《女儿经》等女子蒙书,教授闺范女训,反映出传统蒙学在性别上的分层。[8]
蒙学教学中也存在偏重记诵、压抑儿童天性、体罚普遍等问题,历代学者对此多有批评。但蒙学强调早期教育、韵语识字、习惯养成等方法,被认为是传统教育中富有生命力的经验所在。[9]
功能与评价
蒙学在中国古代教育体系中居于基础地位。官学多止于州县,书院面向高深学问,亿万学童的启蒙教育主要由私塾、社学等蒙学机构承担,蒙学使读书识字在传统中国成为相当普及的社会现象。蒙学不仅教授文字,还通过蒙书将历史知识、伦理规范、生活常识传递给儿童,在儿童性格养成的关键期进行价值观教育,承担着基层社会教化的功能。[10]
蒙学是科举制度的基础环节。科举时代读书人的求学之路,无不由蒙学起步:先在蒙馆诵习"三百千",继读四书,进而学习作对成文,最后应童试入县学、府学。名臣学者早年皆受过系统的蒙学训练,蒙学教育的质量直接决定士子的文字功底与经学基础,因此蒙学虽处教育体系的最底层,却是整个科举人才链条的第一环。蒙学机构数量庞大,遍及城市乡村,其塾师队伍构成科举时代基层文化人最主要的职业群体,蒙学与私塾、社学、义学共同织成了覆盖全社会的基础教育网络。
蒙学的历史局限主要在于内容偏重封建伦理教条、教学方法机械、压抑儿童个性等,近代新式教育兴起后,传统蒙学体系被逐渐取代。但《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等蒙书至今仍被广泛诵读,蒙学注重韵语教学、寓教于乐、习惯养成的经验,对当代语文教育和传统文化教育仍具有借鉴意义。[11]
参考资料
- ↑ 蒙学与诗教——中国古代启蒙教育的文学化路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
- ↑ 也谈中国古代的儿童读物,中国作家网。
- ↑ 也谈中国古代的儿童读物,中国作家网。
- ↑ 八股之外:明清江南的教育及其对经济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 ↑ 中国古代乡村社会教化的文化特质,中国社会科学网。
- ↑ 蒙学与诗教——中国古代启蒙教育的文学化路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
- ↑ 现代私塾,有利也有弊,光明日报。
- ↑ 八股之外:明清江南的教育及其对经济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 ↑ 现代私塾,有利也有弊,光明日报。
- ↑ 中国古代乡村社会教化的文化特质,中国社会科学网。
- ↑ 蒙学与诗教——中国古代启蒙教育的文学化路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