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五经
四书五经是中国儒家经典的总称,其中四书指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与论语、孟子合编而成的四部典籍,五经指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五部经典。四书之名确立于南宋朱熹编定四书章句集注之时,五经之名则源于汉代五经博士之设。四书五经自元代起成为科举考试的命题范围与标准读本,是中国古代官学与私学的核心教材,对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教育与学术影响极为深远。
概念界定
四书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合称。大学、中庸原为礼记中的两篇,宋代以前并不独立;论语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孟子记录孟子及其弟子言行,先秦时期尚属子书。五经是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的合称,其前身为先秦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因乐经亡佚,汉代立学官时遂为五经。六经源于上古时期先王之治的政典,思想旨趣是礼乐刑政的政制治术;四书则源于轴心文明时代士人的著述,思想旨趣是完成天下有道的人文教化。[1]经学史上素有先有六艺之名、后有六经之说的考证,六艺与六经的名称关系比较复杂,汉代文献所说的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已专指经典体系。
四书的形成
北宋铺垫
四书体系的建立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北宋时期,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这几部儒家文献被看作与六经同等重要,越来越受到学者重视。孟子地位的提升经历了由诸子变为经典的升格运动;宋儒将大学、中庸从礼记中抽出,重新诠释,使其思想内容发生重大变化。唐中期韩愈表彰孟子,其弟子李翱特重中庸,已预示五经系统之外另有重要经典有待发现;北宋孙复、石介、范仲淹、胡瑗、王安石等儒者大力推崇中庸与孟子,司马光撰大学广义,二程分别删定大学文本,坚信大学乃孔氏遗书,强调儒家修身实践当学大学之序,初步确定了大学作为儒学入德之门的经典地位。[2]
朱熹结集
南宋时期,理学思潮走向集大成阶段,四书学也在这个时期完全定型。朱熹是理学集大成的完成者,也是第一位正式将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结集的学者。他以二程理学思想为基础,创造性地把原本松散的四部儒家经典组合为一部著作,称为四子、四书,并编撰了以四书章句集注为代表的一系列四书学著作,奠定了与五经学体系并列的新经典体系,推动了中国经学史、儒学史、学术史的重大转型。[3]
朱熹对四书的次第安排从为学工夫、难易的角度出发:大学具有奠定为学规模的纲领意义,好比吃饭的菜单和旅行的行程单,故居于四书之首;论语、孟子通过具体事件表达思想,具有填充大学义理的意义,故次之;中庸充分体现儒家形上学的超越性,最为艰深,故置于最后。朱熹还通过对大学、中庸文本的重新增补与调整,分章别句:对大学提出一经十传的格局,提炼出三纲领八条目的工夫节目,并补写格物致知传;对中庸则提炼为理一分殊的结构,分为三十三章,使原本散漫难读的文本成为枝叶相对、血脉贯通的有机体。[4]
四书各自要义
四书各有侧重,构成一个由浅入深的义理序列。大学原为礼记第四十二篇,相传为曾子及其门人所记,经朱熹整理为经一章、传十章,提出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三纲领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八条目,是儒家人格修养与治国理想的总纲。中庸原为礼记第三十一篇,相传为子思所作,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开篇,阐述中和之道与诚的哲学,被视为儒家形上学的代表。论语二十篇,记录孔子与弟子时人的问答,集中体现仁、礼、孝、学等核心观念,是孔门言行最直接的文献。孟子七篇,记录孟子与诸侯及弟子的对话,发挥性善论、民本思想与仁政学说,文风雄辩。四书由修身而及治平,由工夫而及本体,形成完整的为学次第,这正是朱熹以大学为首、中庸为末编排的用心所在。
五经的内容与流传
五经各具性质与功能。诗经为西周至春秋的诗歌总集,分风、雅、颂三类,凡三百零五篇,既是文学作品,也承担教化与外交辞令的功能;尚书为上古政事文告的汇编,分虞、夏、商、周书,是研究三代政治的第一手文献;礼记为战国至西汉儒家礼学论文集,阐述礼制、礼义与修身之道;周易为占筮与哲理合一的经典,经传合编,以阴阳变化之理涵盖天道人事;春秋为编年史书,相传经孔子笔削,寓褒贬于记事,汉代有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解经。
五经立于学官始于汉武帝建元五年置五经博士,东汉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十四博士之学。唐代以科举取士,将礼记、左传为大经,诗经、周礼、仪礼为中经,周易、尚书、公羊传、谷梁传为小经,合称九经;五代冯道倡议国子监校定九经并雕版印刷,为官家刻书之始,版印书籍将典籍化身千百,促进了经典传播与学术研究。[5]
四书五经与科举教育
四书五经成为学校教育与科举考试的核心内容,经历了一个制度化过程。南宋以后,四书学逐渐越过五经而占据首要地位;朱熹援引二程之说,强调学者用力须先从四书着手,然后及乎六经。元代皇庆二年(1313年)恢复科举,规定考试从四书内出题,并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标准答案,明清两代沿袭这一规定,八股文即以四书文为主体。明清科举命题大抵出自四书五经,而四书题皆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准绳,影响巨大而深远。[6]
在教育层面,四书五经构成了传统蒙学与经馆教育的阶梯:童蒙先习三百千等识字教材,继而读四书,再及五经与诸传注;官学、书院的讲会与考课亦围绕经典展开。这一课程体系把识字、阅读、写作、义理修养与仕进前程连为一体,成为传统中国读书人的知识框架与价值来源。
思想内涵与影响
四书五经的思想内涵以儒家伦理为核心。五经承载礼乐刑政的政制传统,四书则凝聚孔孟之道的心性之学。朱熹四书章句集注重建了儒家对于天道、性命的信仰,他在中庸章句序中明确提出道统、道学,构建儒家的道统论,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周程一脉相承的传道谱系确立起来;四书经过朱子理学思想的注入,形成严密有机的体系性四书学。[7]四书章句集注被后世学者称为近世以来影响最大的儒家新经典,有中国人的哲学启蒙书之称。
四书五经的传播也超出了中国范围。朱熹四书学建构了道学意义上的经典世界,四书章句集注在十三世纪后便已传入东亚周边各国,朝鲜、日本、越南均以四书五经为官学与科举的基本教材,使原本属于地方性知识的四书学在东亚世界获得了普遍性意义,成为东亚儒学的重要思想财富。[8]
现代评价
近代以来,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与新式学堂的建立,四书五经失去了官方课程的正统地位。对其历史作用的评价呈现两面性:一方面,它是中华文明核心价值与人文精神的载体,其中大学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进路,中庸中和之德,论语仁学与为学之道,孟子民本思想等,至今仍是传统文化教育的经典文本;另一方面,以四书五经为唯一考试内容而形成的记诵帖括之学,在明清以后日益僵化,束缚思想,妨碍实学与科学知识的传入,成为近代教育改革的对象。总体而言,四书五经作为传承两千余年的经典体系,既是中国教育史上影响最大的教材组合,也是理解中国传统学术与制度文化的基本文献。
参考资料
- ↑ [https://www.cssn.cn/skgz/202209/t20220916_5511814.shtml 从六经到四书,中国社会科学网。
- ↑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928516 宋代新儒学:思想与经典的重建,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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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ttps://www.cssn.cn/zx/zx_rdkx/202506/t20250626_5883627.shtml 经学哲学的典范: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国社会科学网。
- ↑ [https://cssn.cn/zjzg/lbt/202411/t20241114_5802550.shtml 中国历史上的古籍整理工作,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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