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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学

来自VeritasWiki 真理百科

太学是中国古代朝廷设立的最高学府,即国家最高层次的官办大学。"太学"之名源于西周,《大戴礼记·保傅》已有"帝入太学,承师问道"的记载。作为正式制度,太学始设于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此后历经两汉、魏晋、北朝,至隋代为国子监所取代,前后延续约七百年,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开创性地位。

历史沿革

西汉太学的创立

汉初黄老之学盛行,朝廷未设官学。汉武帝即位后,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把儒学确立为治国的指导思想。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朝廷专置五经博士,儒家的《诗》《书》《礼》《易》《春秋》获得国家学术地位。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武帝根据丞相公孙弘等人的奏请,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由太常择选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为博士弟子,郡国亦可举送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的青年入太学受业,太学由此正式建立。太学的创立使经学教育进入国家人才选拔系统,标志着以经学教育为基本内容的中国古代官学教育制度的正式确立。[1]

西汉太学设在都城长安。博士弟子初置五十人,此后规模不断扩大:昭帝时增到一百人,宣帝时二百人,元帝时千人,成帝时增至三千人。王莽当政时大规模扩建太学,征召各地学者,太学生一度上万,又在长安城南兴建太学与辟雍等礼制建筑。

东汉太学的鼎盛

东汉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阳后,在中兴之初"宫室未饰,干戈未休"的条件下,于建武五年(公元29年)重建太学,设五经博士,传授儒家经典。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建造太学讲堂,"长十丈,广三丈"。东汉太学位于洛阳城南开阳门外(遗址在今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佃庄镇太学村附近)。明帝、章帝都曾亲临太学,汉明帝还亲自为太学生讲课,"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听众多达万人。至汉顺帝时,太学经过重修扩建,"凡所结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规模空前;汉质帝时,太学生多达三万余人,达到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空前的顶峰。王充、张衡等著名学者都曾就读于洛阳太学。[2]

东汉太学的教学以儒家五经为基本内容,教师称博士,皆由精通经学的学者充任,具有官员身份。太学生不收学费,朝廷还常给予优待赏赐,如汉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曾下令赐给在太学的博士弟子每人布三匹。东汉后期,太学生参与政治清议,成为反对宦官专权的重要力量,桓帝、灵帝时期爆发的"党锢之祸"即与太学的清议活动密切相关。

熹平石经与正始石经

东汉时期儒学经典靠人工传抄流传,文本歧异,师法不一。熹平四年(公元175年),汉灵帝采纳蔡邕等人的建议,下令校正儒家经典,由蔡邕等人以隶书将《鲁诗》《尚书》《周易》《春秋》《公羊传》《仪礼》《论语》等经书抄刻成石,历时八年(一说九年),刻成四十六块石碑,立于太学讲堂之前,史称"熹平石经"。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方石刻教科书,落成之时"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轰动京师。熹平石经字体皆为隶书,方平正直,故又称"一体石经"。曹魏正始二年(公元241年),又立石经二十八块,以古文、篆文、隶书三种字体书写,称为"正始石经"或"三体石经"。汉魏石经在中国教育史和书法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董卓焚烧洛阳宫庙,太学荒废,石经自此屡遭毁损,残石今散见于各地博物馆。[3]

魏晋南北朝与衰亡

曹魏黄初五年(公元224年)复兴太学,西晋沿袭汉魏之制,武帝初年太学生三千余人,泰始八年(公元272年)已达七千余人,咸宁四年(公元278年)太学再度繁荣,学生"东越于海,西及流沙,并时集万余人"。洛阳太学遗址出土的西晋辟雍碑,碑额刻"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皇太子又再莅之盛德隆熙之颂"二十三字,记载了西晋太学的盛况和教育制度。晋代另设国子学以教授贵族子弟,与太学并存,形成双轨制。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在其旧址上继续修建太学。北齐、北周官学衰微。隋文帝立国子寺,炀帝大业三年(607年)改为国子监,太学成为国子监下辖的学校之一,独立的太学建制不复存在,此后历代最高学府由国子监承担。

组织与制度

太学的管理制度主要包括师法传承、考核与出路三个方面。汉代经学有师法、家法之分,博士皆以某一家章句教授,宣帝时确立黄龙十二博士,即《易》有施、孟、梁丘氏,《书》有欧阳、大小夏侯氏,《诗》有齐、鲁、韩三家,《礼》有后氏,《春秋》有公羊、谷梁二氏,官立十二家章句师法成为太学的法定教学内容。[4]

太学每年举行考试,西汉初年"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艺以上者即可补授文学掌故之职,成绩优异者可任郎官,进入仕途。东汉桓帝时规定每年岁试,分甲、乙两科取官。通过考试课业与利禄之途挂钩,班固总结为"禄利之路"的诱导,由此形成了读书人"靡然乡风"的社会效应,经学依附于仕进之途,既保证了太学的吸引力,也逐渐造成经师株守章句、学风繁琐的弊病。

太学学生有正式的博士弟子,也有来自郡国选送的特别生,后者费用大多自理。学生来源遍及全国,东汉太学生中既有官僚子弟,也有寒门俊秀,师徒传授之外,还出现了弟子辗转相授、门徒著录上万人的现象。太学实行集体讲授与个别授业相结合的方式,博士每月讲经,弟子听受问难;因学生众多,名儒讲学常吸引数千人围观听讲。太学生之间以经学高下相切磋,形成浓厚的学术氛围,游学京师、师从名儒成为士人进身的普遍路径。

太学与政治的关系尤为密切。汉代太学生以经义议论朝政,形成了著名的清议传统。东汉桓帝、灵帝时期,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太学生与耿直的士大夫联合抨击时政,褒贬人物,李膺、陈蕃等名士为太学生所推重,太学成为清议和反对外戚、宦官专权的中心。桓帝、灵帝时爆发的党锢之祸,大批士人遭到禁锢与杀戮,太学受到波及,但太学师生敢于争辩、以道义扶持危局的抗争,成为激励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而家国情怀也构成了太学精神的核心内容。东汉末年董卓之乱中洛阳宫庙被焚,太学荒废,师生流散,这一建立在利禄之途上的学术中心随王朝崩溃而瓦解,其兴衰与王朝政治的升降始终同步。[5]

功能与影响

太学作为国家最高学府,承担着多重功能。在政治上,太学是独尊儒术国策的制度载体,通过统一教材、统一师法、以经取士,将儒家经学确立为官方意识形态,为大一统王朝提供了思想基础。研究者指出,汉代经学教育通过五经博士与博士弟子员的制度安排,使儒学不再仅是士人的知识训练,而成为联结国家价值、社会秩序与个人晋升的纽带。[6]在文化上,太学集中了全国的经学精英,推动经学的传承与研究,熹平石经的刊刻更是以国家力量统一经典文本的重大举措。在教育上,太学开创了中央官学的建制模式,其博士制度被视为后世学官与学位制度的先声,其学生规模、考试方法、师生关系等均对后世官学产生深远影响。

太学也有其历史局限。教学内容限于儒家经典,排斥其他学问;教学方式以章句诵习和考试为主,缺乏学术创新;后期学生人数虚增,质量下降,与政治清议纠缠,屡受党祸冲击。东汉太学的清议传统虽遭镇压,但太学师生以道义扶持危局的抗争精神,成为激励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家国情怀构成了太学精神的核心内容。[7]

遗址与遗物

东汉洛阳太学遗址位于今洛阳市洛龙区佃庄镇太学村一带,据勘探发掘,遗址总面积达五万平方米,夯筑房基排列有序。遗址内曾出土大量熹平石经与正始石经残石残片,是研究汉代经学与教育制度的珍贵实物资料。太学遗址所在的太学村,即因历史上太学位于此地而得名。作为世界上最早的官办大规模高等学府之一,太学的存在表明中国在近两千年前已拥有规模宏大、师生数万的国立大学,在世界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8]

参考资料

  1. ↑ 汉代经学教育述评,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 ↑ 中国最早的国立大学,河南党史方志网。
  3. ↑ 中国最早的国立大学,河南党史方志网。
  4. ↑ 汉代章句兴衰反映经学地位之变,中国社会科学网。
  5. ↑ 中国最早的国立大学,河南党史方志网。
  6. ↑ 从秦汉经学与释典阐释看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构建,中国社会科学网。
  7. ↑ 中国最早的国立大学,河南党史方志网。
  8. ↑ 中国最早的国立大学,河南党史方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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